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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與美國簽署的“海外賬戶納稅法案”協議選擇了所謂的第一模式,即新加坡的金融機構將美國賬戶的資料交給新加坡政府機關,然後由新加坡政府轉交給美國。而瑞士則選擇了第二模式,由瑞士的金融機構直接將資料呈交給美國稅務局。
《環球》雜志記者/胡隽欣(發自新加坡)
忙完一周的工作,銀行職員小鮑趕往樟宜機場,她將到中國上海出差一周。這樣的空中飛人生活對于小鮑來說已是司空見慣。她是一家外資銀行在新加坡從事離岸財富管理的業務發展經理,華人留學生的背景使她成爲該公司專職大中華區市場團隊的成員之一。
日日參加各地舉辦的各種聚會,與大中華區的財富新貴打交道,認識各類高淨值人士,維護原有客戶關系,開辟新的客戶關系。小鮑坦言:“我所從事的工作就是告訴客戶,爲什麽選擇新加坡,爲什麽選擇我們銀行。”
近期,英國研究機構“財富洞察”(Wealth Insight)的一份報告稱,從管理的資産規模計算,到2020年,新加坡將取代瑞士成爲全球最大的離岸財富中心。2011年新加坡管理的資産爲5500億美元,而2000年這一數字僅爲500億美元。
老牌財富中心的危機
長期以來,瑞士作爲老牌財富管理中心,憑借其獨特的區位優勢、低稅率、政治中立、幣值穩定以及銀行保密政策等優勢吸引著大量海外儲戶。根據瑞士《銀行保密法》的規定,銀行雇員一旦被發現泄露客戶信息,將面臨罰款和牢獄之災。瑞士對銀行客戶資料信息守口如瓶的保密傳統,讓全球財富彙集于此。
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歐美一些國家因財政赤字膨脹,稅收流失而紛紛對瑞士施壓,指責瑞士長期實施的保密措施實則方便離岸客戶逃稅,成爲所謂的“避稅天堂”。2009年,瑞士銀行被指隱瞞美國賬戶的資料,迫于壓力,瑞銀同意向美國政府支付罰款和補交稅款共計7.8億美元並提交一份250名客戶的名單。
2010年,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相關部門圍繞銀行客戶逃稅問題相繼與瑞士發生糾葛。德國政府甚至表示要買下從瑞士銀行竊取的客戶信息光盤,最終瑞德雙方在2011簽署稅收協議,規定德國儲戶將爲在瑞士銀行的存款納稅,而瑞士將向德國提供行政協助,此事才告一段落。
2012年底,瑞士聯邦財政部宣布,根據與美國達成的協議,瑞士同意其金融機構執行美國“海外賬戶納稅法案”,向美國稅務部門通報美國公民在瑞士境內金融機構賬戶的有關情況。
2012年初,瑞士老牌私營銀行韋格林銀行被美國起訴涉嫌與美公民勾結、隱瞞涉稅資産。案件持續至今年,年初韋格林銀行承認曾協助美國客戶向美國稅務機構隱瞞至少12億美元收入。目前這家銀行已經宣布永久歇業。
歐美國家在加大力度打擊離岸逃稅方面向瑞士頻頻施壓,屢屢挑戰該國銀行保密傳統,使得瑞士銀行業面臨重大的經營挑戰。一些分析師認爲,歐元區的持續危機,以及對瑞士離岸賬戶的調查將降低其作爲全球離岸金融中心的排名,瑞士離岸財富中心的名譽也將遭受極大損失。財富洞察的報告即預計,未來3年中瑞士銀行管理的境外資産將減少1/3。
于是,伴隨著更多歐美財富擁有者的目光東進,加之亞洲新興經濟體高淨值人群日益成長並成熟,新加坡、香港這樣的金融中心成爲他們的新選擇。
新加坡顯露獨特優勢
在面積只有600多平方公裏(比北京五環內面積還要小)的新加坡島上,雲集著全球衆多的財富管理機構,不僅有星展銀行、大華銀行以及華僑銀行旗下專注于私人銀行業務的新加坡銀行等本地金融機構,還有瑞士銀行、瑞士信貸、花旗銀行、彙豐銀行等跨國企業在新加坡設立財富管理和私人銀行業務,有的甚至將區域中心設立于此。
新加坡靠什麽吸引了全球的私人財富?
首先,新加坡個人和企業的稅費水平都很低。2012年新加坡的個人所得稅率爲2%~18%,而美國最高稅率爲35%,歐盟國家平均個人所得稅高達36%。中國影星鞏俐2010年加入新加坡國籍後,有人爲她算了一筆賬,如果她的年收入爲1000萬元人民幣,每年的個人所得稅收入可以省下250萬元人民幣。
在企業所得稅方面,自2009年開始新加坡將企業所得稅降至17%,美國的企業所得稅爲35%,歐盟的平均水平爲21.5%。
新加坡的稅種中沒有資本利得稅。2012年,全球最大的社交網絡公司“臉譜”的聯合創始人之一愛德華多·薩維林,在“臉譜”上市前不久放棄了美國國籍加入新加坡國籍,輿論普遍認爲此舉是爲了免除向美國稅務部門繳納一筆不菲的資本利得稅——據彭博社測算,薩維林擁有的臉譜股票價值爲24.4億美元,移民新加坡後可免除約1.44億美元資本利得稅。隨後,薩維林成功入籍新加坡,並首次登上《福布斯亞洲》的新加坡富豪排行榜,位居第八,身家達22億美元。
此外,自2008年2月開始,新加坡不再征收遺産稅,這也是吸引衆多高淨值人士投資于此的原因。
其次,新加坡法制健全、監管嚴格,違法成本很高,因此財富管理和私人銀行行業整體聲譽良好。新加坡《銀行保密法》甚至比瑞士法規更爲嚴格,若違反該法,個人可被處以不超過12.5萬新元(約合10萬美元)的罰款,或者不超過三年的監禁,或兩者並處。若爲法人團體,可被處以不超過25萬新元(約合20萬美元)的罰款。
最後,新幣相對于其他外幣的相對穩定、完善的資本市場以及其多元的人才隊伍,也有利于其抓住正在崛起的亞洲財富。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不少中國富豪也開始將目光轉向新加坡,認爲新加坡比香港更能提供完全意義上的離岸解決方案。同時,傳統上新加坡也更偏重于財富管理,而香港則偏重IPO(首次公開發行)業務和投資。
而亞洲財富的崛起也爲新加坡成爲全球財富管理中心加了一把柴。根據法國凱捷顧問公司和加拿大皇家銀行財富管理最新發布的《2012亞太財富報告》,2011年亞太區高淨值人士數量增至337萬人,首次超越北美,成爲全球最大富裕人士市場。報告還指出,亞洲的“流動富豪”(一半時間在國外度過的富豪)中有近1/3的人,首選新加坡作爲海外定居地。
小鮑也告訴《環球》雜志記者,她所在的公司財富管理業務中,印度客戶占據了大半,來自大中華區、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地的客戶人數也在逐年增加。
各有各的難題
然而,作爲逐漸成長的財富管理中心,新加坡已受到來自歐美各國的關注,新加坡也一度登上經合組織避稅天堂“灰名單”。
如今,新加坡面臨著和瑞士同樣的壓力,必須在其《銀行保密法》和相關信息披露之間取得平衡,一方面保障合法的財富管理行爲受到保密尊重,一方面也要打擊避稅。
從2009年開始,新加坡就認可了稅務信息分享的國際標准。今年5月,新加坡政府還宣布將進一步共享稅務信息,允許國內稅務局在沒有法院指令的情況下,從金融機構獲取相關資料並轉交這些信息。
與此同時,新加坡宣布將在打擊跨境偷漏稅犯罪方面進一步開展國際合作,與經合組織簽署稅收征管互助公約,使稅務信息交換的國家和地區從41個增加到83個;新加坡也將與美國簽訂跨政府協議,使新加坡的金融機構遵守美國的“海外賬戶納稅法案”,定期提交美國人在新加坡的賬戶信息。
新加坡《聯合早報》比較了新加坡和瑞士選擇的不同。新加坡與美國簽署的“海外賬戶納稅法案”協議是選擇所謂的第一模式,即新加坡的金融機構將美國賬戶的資料交給新加坡政府機關,然後由新加坡政府轉交給美國。而瑞士則選擇了第二模式,由瑞士的金融機構直接將資料呈交給美國稅務局。此外,瑞士的金融機構不必凍結違法的美國賬戶。這表明瑞士在維護其銀行客戶隱私方面,采取較保守的立場。瑞士也反對資料的自動交換,而是采取較迂回方式,只將逃稅的錢交給相關國家,而不會透露賬戶的名字及其他詳情。
而從今年7月1日開始,在新加坡,重大的稅務罪案將與洗黑錢同等嚴重,因此這裏的金融機構必須在此之前徹查所有的賬戶,以確保這些客戶沒有逃稅的問題。《聯合早報》認爲,金融機構對逃稅的客戶需負法律責任,再佐以美國“海外賬戶納稅法案”的嚴格要求,都將大大增加金融機構的風險與成本。
在與瑞士的競爭中,新加坡正展露出獨特的優勢;但如果對挑戰處理不當,新加坡的優勢則會被很快削弱。可以說,財富管理帶來的重大收益和夾雜的問題,正成爲新加坡發展道路上的一個新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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