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加拿大移民聆聽加拿大故事：現在聊起梅維斯·迦蘭，很難不把她同艾麗絲·門羅聯系起來說。兩人都是加拿大女作家，不過除這一點外，她們處處相反：門羅一生待在安大略，觀察小鎮上的人與事，迦蘭則出生于魁北克的第一大都市蒙特利爾，而後自我放逐，一本正經地要做四海爲家的人。十歲時，迦蘭的父親去世，母親改嫁，八年間換了17所中學，最後才在紐約畢業。18歲，她回到蒙特利爾，給一份現在早已不存在的報紙《標准報》當了幾年記者，其間訪問過讓-保爾·薩特這樣的法國文化名人;再往後，不到30歲，她便安排好了自己以後的人生：移居法國，從那裏起步浪迹天涯。梅維斯·迦蘭做到了許多寫作者夢想的事———靠文字養活自己;但也失去了很多，比如，離了一次婚後，她便再也沒有丈夫了。
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迦蘭都是個浪遊者，可以稱得上穩定的，一是語言———她身在法語世界，堅持用英語寫作;二是她是《紐約客》的長期供稿人，這本英語世界最有名的文化刊物真正供養了許多優秀文人。從《多彩的流放》這本短篇集來看，迦蘭寫的是《紐約客》比較喜歡的那類小說：帶有自傳和回憶色彩，將個人放到一個時代的背景之下，一邊評說，一邊鋪陳幾乎不算什麽情節的情節。小說裏的主角林奈特·缪爾，是迦蘭本人的虛構化身，所以，你幾乎可以相信，林奈特的每一句話語或內心獨白，都是迦蘭自己想說的：她懷有巨大的熱情，要讓讀者了解她的狀態和心迹。
在與此書同名的那個短篇裏，迦蘭告訴我們，她浪迹天涯的欲念是如何萌芽的：“在戰爭進行到第三年的那個夏天，我開始遇見難民。在蒙特利爾有大量的難民———對我來說，這是個無邊的奇迹。我簡直看不夠他們。”完全是事實，1942年，戰事最艱難的時刻，與英倫本土隔洋相望的魁北克省開始接納難民了，“他們中的每個人……都是一本我想從頭讀到尾的書。”接下去，迦蘭開始講述加拿大這個國家是怎樣成爲英國人的流放地的：如果說澳洲是流放犯造就的國家，那麽加拿大則是先有的國家，後被那些無心也無力培養子女的英國父母挑選爲“寄存處”的，他們送子女上路，給他們一些錢，並且———更加驚人的是———設法阻撓他們回來。
正如“多彩的流放”一語帶有的感情色彩所示，梅維斯·迦蘭對于所有形式的流放都持歡迎，或者是好奇的態度。她興致盎然地告訴我們，自己是如何爲了逃離正常的、乏味的人生軌迹而選擇與那些難民以及“彙款男”(即被流放在此、接受父母彙款維持生計的英國男人)混迹在一起的。林奈特·缪爾19歲時就已三次訂婚，這裏需要注意的一個事實是，加拿大的經濟正是隨著二戰起步而騰飛的，才1000多萬人口的國家，竟有十分之一穿上戎裝，在不同時間不同程度地參與到了大洋對面的戰火之中，因此那一段時間，國內的失業率幾乎爲零。林奈特-梅維斯(她生于1922年)當然會意識到，在如此缺人的國家，早早地訂婚，早早地接受“安排”，會讓她付出怎樣的代價。後來，比她足足小17歲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以一種更加清晰的女權主義的立場，對父母等長輩殚精竭慮培訓一代“合格”的加拿大女性的做法冷嘲熱諷。
一個正在騰飛的國家，恰恰可能壓抑個體人性，因爲不論從話語還是從實際需要來說，它都會釋放出引力，設法把人抓牢在自己的土地上，要求更多的國民戮力效忠。這部集子裏最好的小說《在零和一之間》，就講了林奈特戰時在某政府部門服務的見聞。機關裏充斥著因各種原因上不了前線、或不用再上前線的男人，他們和女人們一道，聽著廣播裏口氣永遠淡定的戰事報道，談論著那些可能再也回不來的小夥子。安全、閑散、缺少思考，滋生了優越感的病毒，他們既看不起難民，也瞧不上魁北克的法語加拿大人群，迦蘭寫道：“他們爲什麽不能挪一下地方、走一走、伸伸懶腰、跑一跑呢?他們每個人似乎都被捆綁在一個無形的廣場裏;這個廣場裏有我的辦公桌，我的繪圖紙，我的橡皮筋。每天早晨都要把廣場裏的內容檢查一遍……”在小說開頭，她還提到從36歲到45歲之間，男人就仿佛靜止了一般不再成長———對于親曆過那個從危機、匮乏進入富足的轉折時期的加拿大人來說，這應該是個相當准確的概括。
流放構成了對一成不變的節奏的譴責、反抗、突破。在《巴黎評論》的“小說藝術”專訪中，梅維斯·迦蘭對自己在各個國家的自駕旅行以及徒步都津津樂道：“我曾前去那些我一個人都不認識的地方，回來時筆記本裏寫滿了地址。”但又說：“還有其他一些環境，在那裏我無法建立起任何聯系，不僅僅因爲沒有共同的語言。哪怕在你自己的國家，也會發生類似的事。”“祖國的陌生人”，對于那些明明持有國籍和公民身份，卻被趕來趕去居無定所，或者感覺不到來自同胞、鄰裏、親友、制度的保護與愛的人來說，是一個特別准確的描述。
當然，梅維斯·迦蘭沒有理由厭惡自己的國家。但是，從某種角度說，或許越是在政治昌明、法律完備、文化發達的國家，人的自尊心就越敏感，就越容易被細微的因素觸動內心，産生反感或不安，並因此做出一些在其他地方的人看來過分的反應。自我流放就是這類反應之一，僅僅是出于無聊，夾雜著一些青春叛逆心態和社會主義夢想，林奈特就願意一頭紮進自由之神的懷抱裏。
《多彩的流放》這個短篇只有很簡單的一點情節，就是林奈特在火車上搭上了一個英國“彙款男”弗蘭克·凱恩斯，他沒有子女，沒有目的地，曾經旅居斯裏蘭卡，行囊裏塞著幾本書，愛說“生命沒有意義”。當林奈特發現，她與凱恩斯才見了幾次面，居然消息就已被人傳了出去，便立刻收拾行李離開了租住地，搬回了蒙特利爾。她已經訂婚了，並且在爲日後的流放做准備：先通過結婚擺脫父母，隨後通過流放擺脫丈夫。除此之外，任何萍水相逢的戀情，對她來說都是不可能的，也是有風險的。
所以這是一種相當純粹的流放狀態，不只是“說走就走的旅行”，她就根本沒想過要停下來。加拿大軍隊參與二戰程度最高的是兩個地方，一是諾曼底登陸，二是意大利，特別是進攻西西裏島。小說裏的那個凱恩斯，後來就陣亡于意大利戰場，接下去，林奈特有一大段有些語無倫次的獨白：她說，流亡者死了，而蒙特利爾正在著手對當年的難民行“整合化”，給他們國籍，讓他們安定。引力的機器又開動了。于是，梅維斯·迦蘭選擇常住法國，七八十歲時還每年回加拿大一兩次，憑此保持“在別處”感。如今她年過九旬，是不是還能走動?我想，如此畢生完全隨性而爲的人，必是甯願灰飛煙滅于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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